由于《勞動法》等有關法律的日益健全，更由于工會為幫助職工維權的作用不斷提升，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在空前覺醒，昔日勞動者遭遇被侵權時，或者只有自認倒霉默默忍受，或者被迫采取極端手段維權的現象都已逐漸下降。

    目前，因勞動糾紛而形成的“萬家訴訟”局面，既是社會進步、法制進步的具體體現，也折射出司法資源被不計成本嚴重占用的困境。正如在目前人滿為患的大醫院里，焦慮的患者并非都是重大疑難病患者一樣，許多鬧到法庭上的勞動糾紛，其實完全可以化解于調解之中。

    吳先生最終舍棄當初的6000元賠償訴求、而只接受3000元補償的結果，當然不會是自己心甘情愿的選擇。但是，鑒于漫長曲折的訴訟過程，不是一般人能夠等得了、耗得起的，如果以時間成本來計算或許最后得不償失。

    吳先生的“維權技巧”，或許是有些心酸的下策，但就目前的司法形勢而言，可能也是“最好”的選擇了。不過，這樣單方面希望“原告”思考維權成本的建議，也存在一定的維權隱患，因為這樣會釋放出一個錯誤的信息：違法一方盡可能采取拖延戰術，讓精疲力竭的受害者因為耐心而接受所謂折中方案。

    作為受害者，維權時的確應該考慮成本，但對于違法者的處罰必須相應地加大。如果違法者明白違法成本太大的話，他們就會被迫遵紀守法，而這才能夠節約整個社會的司法資源與維權成本，受惠的不僅僅是所謂的維權者。

    這正是：勞動糾紛萬家訟，司法資源被占用；維權技巧走偏鋒，不如源頭處罰重。